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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搬遷現場被打死 旁人向警察求助無回應
編輯:admin 來源:廣州人人搬家公司 發布時間:2012-8-14 19:28:41 點擊:

1月24日,家住西城南禮士路的北京居民杜建平得知街坊被法院實施強制搬遷,遂站在警戒線外觀望事情進展,不料卻突然遭到數人圍攻,頭部嚴重受傷,雖然經多方搶救,但仍于2月12日死亡。

事發時數位居民在場,有目擊者稱,毆打杜建平的兇手曾多次在拆遷區內出現,事發當天還能自由出入警戒線。

居民說,杜建平被打時,不遠處就站有多名警察,行兇者打完人卻從容離去……

那天,北京居民杜建平的生死前后,發生了什么?

“我爸是被人打死的”,杜婉樂用低沉的聲音吐出這幾個字。直到今天她都不知道,那些歹徒為什么會對父親杜建平下毒手。
 
55歲的杜建平是在2月12日停止心跳的,那天是正月十五。

在此之前的19天里,他一直處于深度昏迷狀態,其間接受了兩次開顱手術。醫生從他的頭部取出4塊顱骨碎片——他曾遭受過嚴重的暴力襲擊。

去年大學畢業的杜婉樂在幾個月前才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但她現在卻無法將工作繼續下去,自從父親出事后,她就不得不留在家里陪伴悲痛欲絕的母親。

事件

春節前慘劇突然上演

杜建平一家住在南禮士路二條附近一幢4層樓房的3樓。2004年9月,這家人和周圍的200多戶居民的房子被列入“南禮士路19號危房改造項目”的范圍,該項目開發商是北京建工集團,北京博瑞星房屋拆遷服務有限責任公司受委托負責拆遷。在拆遷工作啟動后,這里大部分居民陸續搬走,但是,還有60多戶居民因為不滿意拆遷安置條件等原因拒絕搬遷,杜建平一家也在其中。

搬遷現場聚集圍觀者

去年7月,杜建平等4戶居民被建工集團訴上法庭,理由是他們簽下了拆遷協議,卻沒有按時搬走。西城區法院經過審理后,判決這4戶居民必須在限定時間內搬遷。

之后,居民們不服判決,上訴至市一中院,最后的判決結果是維持原判。今年1月11日,西城區法院向4戶居民下達了強制執行通知書。

李榮雯(化名)是4戶居民中第一個被“強制執行”的。1月23日,她接到通知,法院將在第二天上午對她所住的房子進行強制搬遷。這一消息引起街坊們的關注和議論。因為平時熟識,杜建平還特意找到李榮雯,叮囑她不要作出過激舉動。

出于對街坊的關心,1月24日早上7點多,在家吃完早飯后,杜建平帶著女兒杜婉樂以及他的兩個妹妹來到李榮雯家門外。這時李榮雯已經將房門緊鎖,在屋子上方一根用于加固的鋼筋上系上繩套,她自己則站在桌子上。

見此情景,杜建平十分著急。由于無法進屋,他只能和其他幾個街坊站在窗戶外勸說李榮雯:“已經到這步了,能跟他們談就跟他們談,不能談的話也沒有辦法,你快下來吧,要注意安全。”但是他們的勸說并沒有收到效果。

大約8點30分左右,西城區人民法院執行庭的法官和法警來到強制執行現場,同來的還有月壇派出所民警和西城公安分局治安隊民警,以及西城區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共約三四十人。

執法人員到達后不久,就在現場拉起警戒線,他們試圖驅散圍觀者,但沒有成功,居民們都退到馬路對面,卻不愿離開。很快,馬路
對面聚集了數十名居民,杜建平和杜婉樂也站在人群中。

警戒線內,李榮雯隔著門與建工集團項目負責人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談判,11點30分左右,雙方終于達成口頭協議,在李榮雯付7萬元的前提下,建工集團給她一套一居室的住房。隨后,李榮雯打開房門,坐上警車離開現場。搬家公司的工人開始將李榮雯的家具等物品搬上貨車。

遭毒打不治身亡

看到“談判”圓滿解決,部分圍觀居民逐漸散去。杜婉樂見時間不早了,就對父親說:“咱們回家吃飯去吧。”杜建平說:“你們先回去吧,我再看一會兒。”于是杜婉樂便和下班路過現場的母親一起回家了。

杜婉樂到家后剛把外套脫下,一個鄰居就氣喘吁吁地跑來敲門:“你爸被打了!”
 
杜婉樂聞訊,急忙下樓……當她跑回現場時,發現父親仰面躺在地上,已不省人事,眼睛和鼻腔內不斷滲血,左耳和后腦流出的鮮血更是浸濕了地面,額頭上還有一個帶血的鞋印。
 
杜婉樂無法相信,自己離開不過幾分鐘功夫,父親就變成了這樣。她撲到父親身上,想把他喚醒,但杜建平毫無反應。過了快半個小時,120急救車趕到現場,把杜建平送進復興醫院。

經緊急處理,醫院診斷杜建平為腦挫裂傷,硬膜外血腫,蛛網膜下膛出血,顱底骨折,顱骨骨折,頭皮下血腫。下午1點,醫院下達病危通知書:“患者昏迷狀態,顱內高壓,隨時有腦疝致呼吸循環停止的可能。”

下午6時許,復興醫院對杜建平實施了第一次開顱手術,以清理腦部血腫和減輕顱內壓力,手術醫師還觀察到杜建平的“腦組織廣泛挫傷”。這次手術后,杜建平住進了ICU病房。由于術后情況不好,顱壓仍然很高,1月25日下午1點,杜建平接受了第二次開顱手術,醫生發現他的腦組織已經開始出現壞死。這次手術后,杜建平很快喪失了自主呼吸的能力,完全靠呼吸機、升壓藥及強心劑來維持心臟的跳動。2月12日中午11點30分,杜建平的心臟停跳。

目擊

慘案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

杜建平的遭遇令人震驚。為什么歹徒敢在眾目睽睽之下施暴?他們下手為何如此狠毒?慘劇發生在距拆遷現場不到20米的地方,這是巧合還是另有隱情?

盡管有多名居民在現場目擊了杜建平被打經過,但是他們所看到的卻不足以解開一個個問號。

目擊者1、我與打人者擦肩而過

劉勇(化名)一直稱呼杜建平為“大哥”,兩人已經相識十來年了。1月24日那天,劉勇出門較晚,等他來到強制執行現場附近時,那里已經聚集了不少人。他看到杜建平站在人群里,就過去打了個招呼:“大哥,您干嗎呢?”杜建平回答:“沒干嗎,就是看看。”看了一會兒,劉勇因為“想喝點水”,就回家了。

大約在11點半左右,劉勇再次來到現場——“杜建平被幾個小伙子簇擁著,從他原來站的地方向西走,其中兩個人一左一右摟著杜建平的脖子。他們正好和我打了一個照面。我還問了一句:‘大哥,干嗎去啊?’杜建平回答‘沒事’。我當時還以為是朋友找他有事呢,也就沒在意。”

誰知走出去六七米后,劉勇聽到背后有動靜,他回頭一看,杜建平被那幾個小伙子圍在中間拳打腳踢。沒等劉勇反應過來,那幫人已經散開向西走去,“他們看起來一點都不慌,甚至都沒有跑”。事隔一個多月了,劉勇對此仍記得很清楚。據劉勇說,行兇者個子都在1.75米以上,衣褲都是深色的,“如果現在看到他們,我應該還能認出來”。

目擊者2、打人者一直都在現場

因為也接到了強制搬遷的通知,馬蘭(化名)對李榮雯的情況也是十分地關心。1月24日那天吃完早餐后,她和老伴一起出門,來到強制執行現場的馬路對面觀望。

見到李榮雯被警車帶走以后,馬蘭轉身向東走了六七米,剛和人說了幾句話,就聽到有人叫“有人打人了”。聽到叫喊聲,馬蘭趕忙扭頭。

“當時遠遠地看到有人打成一團,他們身邊還停著一輛收廢品的車子,我開始還以為是有人和收廢品的打呢。”馬蘭回憶。等到馬蘭走近一看,才知道躺在地上的是杜建平。

事后馬蘭從其他人口中得知,行兇者是一伙穿著深色衣褲的年輕人。這讓她想起之前看到的一些情景。

“在現場圍觀的居民身后,總是站著幾個穿深藍色衣服的年輕人,他們穿的褲子側面褲縫處還鑲著白邊,好像是運動褲一類的。我一直以為他們是便衣警察,來這里維持秩序的呢。”馬蘭一度還想和這幫人搭話:“小伙子,看啥呀,快走吧。”但是對方只是笑笑,沒說話。

根據大家對行兇者外貌的形容,馬蘭堅信,打杜建平的就是那些一直站在她身后的年輕人。

目擊者3、打人者能自由出入警戒線

“警戒線外圍觀的居民沒有任何的過激言行,站在人群中的杜建平更是連話都很少說。”楊旭(化名)回憶說,從當天上午8點鐘左右,他就一直站在距杜建平不過兩三米外的地方關注強制執行的進展。

“剛開始時,我并沒有注意到杜建平被人帶到一邊,等聽到動靜回過頭來的時候,他已經被打倒在地上了。”楊旭說,由于他距打人的地方只有六七米遠,能看到打人者圍著杜建平,猛踹其頭部。這一點事后得到證實,據醫院的檢查報告顯示,杜建平的傷幾乎全部集中在頭部。楊旭還回憶起當時的一個細節,其中有幾個人邊踹嘴里還邊嘟囔著:“讓你腦子好!叫你腦子好使!”
和馬蘭一樣,楊旭也較早注意到有一些“奇怪”的人在搬遷現場轉悠:“那天特別冷,但是這些人只穿著單薄的外套,很顯眼,再加上我對附近的居民多少都有些面熟,但這幾個人卻明顯是生面孔。”

楊旭還注意到,在現場,除了警察和法官外,其他的工作人員的胸前都掛有證件,憑此證件才可以進入警戒線內的區域。“但是這幾個人身著便裝,而且沒有證件,卻能夠自由進出警戒線,根本沒有人過問,我還看到他們進過開發商的辦公室。”這些人的“特權”,一度讓楊旭同樣認為他們是“便衣警察”。

3月7日下午,楊旭肯定地對記者說:“就是那些一直在現場轉悠的人打了杜建平。”

目擊者4、曾向警察求助卻無回應

王芳(化名)的家與李榮雯住的樓房離得不遠,可以直接從窗戶看到強制執行現場的情況。當天大約11點半左右,她看到李榮雯開門走了出來。她就跑下樓,和另一個居民走過馬路,湊到警戒線跟前,站上一個土坡向李榮雯家里張望,兩人還議論了幾句。

正說話間,馬路對面傳來“打人了”的叫聲,王芳下意識地回頭,看到在馬路斜對面的地方,一群人圍住中間一個人,并不停地拿腳跺他。由于距離較遠,王芳這時還不知道被圍攻的人就是杜建平,她扭過臉向站在身邊的警察求助:“同志,那邊打人了,正踹著呢。”但是警察沒有理睬她。

“警戒線旁一直都有警察,在我的身邊就有三四個,稍遠一點的地方還有好幾個。他們都面朝馬路對面,不會看不到打人啊。”王芳對警察的袖手旁觀很不理解。經多名在場居民證實,杜建平被打時,有好幾個人向一路之隔的警察求助,但都沒有得到回應。后來在居民們的反復要求下,才有一個警察來到杜建平旁邊查看。而這時,行兇者早已揚長而去了。

調查

迷離真相初露端倪

居民們都肯定杜建平在事發前沒有和何任人發生口角或沖突,他們都無一例外地猜測行兇者是受人指使。同時,讓他們不能理解的是,警察對發生在眼前的慘劇沒有立即予以干預。

真相是什么?

建工集團項目部——諱莫如深

記者3月2日與北京建工集團南禮士路項目部一位程(音)姓負責人取得了聯系。記者剛剛說出“1月24日”幾個字,對方便打斷話頭,說:“這件事正由公安部門調查,我們不便說什么。”當記者問起在杜建平被打時,是否有建工集團的工作人員在場時,對方沒有做正面回答,而一再強調事情很復雜,建議記者采訪西城區相關部門和公安部門。這位負責人否認了“行兇者與項目部有關”的說法。

政府部門——沒有透露調查進展

據了解,杜建平被打事件發生后,西城區組成專門的工作組調查此事。2月21日,杜建平的親屬曾與工作組進行過一次對話,參與談話的有西城區建委分管危改工作的副主任王樂斌和其他一些相關部門工作人員,但是這次對話并沒有解除親屬心中的種種疑問。
3月6日下午,為了解調查的進展,杜建平的大哥杜小建撥通了王樂斌辦公室的電話。王樂斌在電話中說,現在此事主要是區信訪辦在調查。隨后,在表示“我這里有人”、“在電話里說這事也不合適”后,掛斷了電話。

3月7日上午,杜建平的家人又致電西城區信訪辦一位姓趙的副主任。在電話中,趙副主任對死者家屬的心情表示理解,同時建議親屬可以先提出民事賠償方面的要求,并稱“不一定要在刑事那部分處理完后再提”。但是對于親屬們最想了解的調查進展,他卻沒有透露。

警方——兇手是拆遷公司找來的

據杜建平的家人說,3月2日下午,市公安局兩名警員來到家中,正式通報了案件的進展情況:目前查明毆打杜建平的有8人,其中5人已被抓獲,但包括主犯在內的其他3人仍在逃。

這種說法在月壇派出所一位崔姓民警口中得到證實。這名民警一直在調查組與杜建平家之間聯絡。3月6日下午,杜建平的親屬把崔警官叫到家中,該民警稱:杜建平被害案目前正由北京市公安局的“打黑除惡”部門負責偵破。經過初步調查可知,當時毆打杜建平的8個人系某俱樂部的保安。事發那天,拆遷公司的一名經理的司機將這8個人召集到現場,交代他們“維護秩序”,“誰要是搗亂,不老實,就收拾收拾他”。

對于有警察看到杜建平被打卻坐視不理,任由行兇者從容離去的說法,崔姓民警表示對此并不清楚。但他透露,公安部已派出督察組調查此事。

昨天,西城警方的宣傳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事發當天,杜建平曾與拆遷公司方面發生矛盾,打人者系拆遷公司的工作人員。目前,西城公安分局正配合市公安局調查此案。

追訪

親人和鄰居眼中的杜建平熱心而樂觀

杜建平的去世令他的家人陷入無盡的悲傷,他們至今無法接受這一事實。他的妻子由于過度悲痛而精神恍惚,只會不停地翻看家中的相冊,嘴里反復念叨著幾句話:“這么好一個人,什么事都為別人想,怎么就被活活打死,就這么沒了。”
長期任工會干部很熱心

今年55歲的杜建平有33年中共黨齡,年輕時前往陜西延安地區插隊,隨后在當地電廠工作,1991年調回北京。在他33年的工作履歷中,有長達24年的時間是擔任工會干部,他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北京建工集團下屬的北京市設備安裝工程公司機電公司工會主席。2004年11月,由于所在企業調整,杜建平離開了公司。

街坊鄰居們對杜建平最常用的一個評價是“熱心”。由于1995年到1998年在市委黨校學過法律,杜建平的法律意識比很多人要強一些。在拆遷中遇到一些法律問題后,很多居民都愿意求教杜建平,而杜建平也會給他們出一些主意,但他卻一貫反對采取過激手段來解決問題。一位鄰居說:“他說話總是慢條斯理的,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和誰紅過臉吵過架。”

“可能就是因為老杜在拆遷問題上主意多,法律知識全面,引起了一些人的憎恨,才會遭到這樣的橫禍”,有居民這樣猜測。他們實在想不出杜建平還有其他得罪人的理由。

杜建平的家里塌了半邊天

杜建平在家中排行老二,深受兄弟姐妹們的敬重。前兩天家里翻出了2002年春節錄下的一段錄像,畫面上是杜建平和妹夫一起唱《游擊隊之歌》的情景。“看著看著,眼淚又流出來了。”杜建平的大哥杜小建說。

雖然離開單位后每個月只能拿到400多元的“失業保險金”,但樂觀的杜建平仍保持著他廣泛的愛好,體育、音樂他都很喜歡,“每個星期他都會和朋友一起出去打乒乓球,一打就是好幾個小時”。

杜小建指著臥室里的一架舊鋼琴說:“建平幾年前買來這琴時還是壞的,但是經過他一番搗鼓,居然被修好了,后來他還買來專門工具,學著自己調琴。”

杜建平對攝影也有濃厚的興趣,他不但會拍照片,還會修理照相機。拿起一架父親還沒有來得及修好的相機,杜婉樂非常難過:“我剛從大學畢業,開始能養家了,小時候就曾答應過爸爸,長大掙錢后給他買他最喜歡的相機,現在這個愿望終于快要實現了,可是爸爸卻突然不在了……”

杜建平的突然離去讓家里塌了半邊天。2006年春節,全家是在愁云慘霧中度過的。杜建平的妻子現在已無法上班,杜婉樂因為要照顧母親也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家中經濟來源日漸枯竭。杜建平在醫院住了不到20天,花去了10萬多元的醫療費,家中湊出了3萬多元還遠遠不夠。

因為欠費,杜建平的家人到現在也沒有拿到死亡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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